邯郸地名来历
邯郸,是中国著名古城之一,不仅建城历史悠久,而且名称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基本未变动过。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少有的。邯郸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三种说法，一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提出的,根据《春秋谷梁传》鲁襄公二十七年一条中记述:“卫杀其大夫宁喜,卫侯之弟鱄出奔晋,织絇(鞋饰)邯郸”。据此，邯郸已有2500 年的名称历史了。这也是史学界确立古城邯郸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说法是近年有专家提出来的,认为如果根据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记载,商代末年已有邯郸之名了。这比前一种说法还要早500 年。但由于《竹书纪年》一书早已散佚,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唐代人的引文。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踞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官别馆”。照此推算，邯郸城邑距今约有3050年至3100年的历史。但有专家提出,唐人的引文仅属于孤证,认为侯教授的说法仍为多数历史学家所确认。还有一种说法是,2000年2月25日,在时任邯郸市长宋恩华提议下,邯郸市政府召开了邯郸建城年代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中有一条意见:殷商甲骨文中11条古地名“甘”的记载,其中10条是商代武丁时期。如果“甘”的地望可以进一步论证,并确定在邯郸,邯郸的建城史可以往前推到商代武丁时期,距今已有3250年左右的时间。
展开剩余76%邯郸地名的由来,有专家认为以《汉书》中的三国时魏人张晏的注释为准大意是:邯,山名。单,山脉尽头。邯郸就是邯山山脉尽头的意思。根据邯郸出土的有"甘丹上”铭文字样的钱币。有人认为“甘丹”是“邯郸”的简化省文，也有人认为“甘丹”才是本名,这样,张晏的解释就不当了。对于“甘丹”就是指邯郸,有的说源于邯郸西部某山为“甘”山,有的说“山沟”为邯郸地名的本源,更有的说源于商周时代两代氏族甘氏和单氏之合称的。尽管邯郸地名的由来说法很多,但专家认为,仍以侯老之据和张晏之说最为可信,可是这一种说法在当代史学界仍然争论不一。所以说,邯郸地名的来历尚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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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的重要历史地位,不仅是指它的历史悠久,更主要是指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过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在冀南地区这块古老沧桑的土地上,邯郸城和境内的邺城、大名城,经历了“邯郸--邺城--大名---邯郸城”的环形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冀南历史文化圈。这个历史文化圈,不但有着历史的一脉联系,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都是中国北方较大区域的政治、军事或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它对该区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进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商代的邯郸,长期处于商王期的“畿内地”,到了商代后期,早期的邯郸城便悄悄兴起。据《史记·殷本纪》,商王“祖乙迁于邢”(即今邢台),以后商又迁都殷(今安阳)。邯郸北距邢台南至安阳均为百里左右。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虽然这是一条孤证材料,但根据《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以及近年在邯郸地区的多次文物普查的统计,在邯郸周围一带商文化遗存的发现多达二百余处,并有相当部分属先商文化遗存。磁县有界段营、高庄、南岗头、下七垣,下潘旺等较重要的遗址。武安东部有西万年、赵窑、杨屯、康二城等遗址。属今邯郸市城域的商文化较大遗址至少有三处:即彭家寨、涧沟和户村龟台遗址。文物考古调查表明,在京广铁路以西南到漳河北到洺水之间的邯郸境内,先后发现殷商文化遗迹多达百余处,尤其是邯郸市西郊涧沟一带的遗迹,有大面积的龙山、商及周的文化堆积层,而商代较为丰富。邯郸正是由于商代长期是京畿之内的禁官重地,所以到春秋时代便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黄河北岸地区重要的工商城市。
春秋后期,邯郸被并入晋国的版图,因晋国先进生产关系的出现促进了邯郸的繁荣。《春秋谷梁传》记公元前546年,卫国的贵族因内乱逃脱而“织絇邯郸"。公元前497年,赵简子还将伐卫战争所获的500户安置在邯郸。这些记载均说明,春秋时期的邯郸,不仅工商业发达,而且是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城市。《左传》在鲁定公十三年、十六年,鲁哀公三年(前497、494、492),分别记载了诸侯之间围绕争夺邯郸而进行的战争。到战国初年,史籍便有“邯郸之仓库实”的记载。公元前386年,赵敬侯正是看重了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与山西东出华北平原的孔道“滏口陉”的交汇点上,而且经济富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便由中牟迁都邯郸,直至秦灭赵止,经八代国君,历158年。邯郸为赵都,是今河北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内蒙、河南、山东各一部这样一个广袤地域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史记·货殖列传》称:“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列当时八大经济都会之首。作为交通中心,“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战国时期的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是中国北方较大区域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秦统一中国后,邯郸虽然失去了一国之都地位,但它是秦邯郸郡的治所。汉初邯郸又成为汉封藩属赵国的都城。在两汉时期,赵国建都邯郸前后四百余年。由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处在交通要冲和富庶地域的邯郸取得了长足发展,到西汉后期而成为除京城长安之外的“五都”之一。按《汉书·食货志》,王莽时“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食货志》明确指出,在五都之中,邯郸位居第二,是当时全国第三位的经济中心城市。据《汉书·地理志》,汉代邯郸城的人口多三四十万。《盐铁论·通有》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御览》亦记,“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汉代的邯郸,是名符其实的通衢发达、商业兴旺、经济繁荣的大都会。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邯郸才沐浴近代文明之光。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而重新崛起,成为近代京汉铁路城市经济带的一环,到20世纪30年代便发展成为冀南甚至更广范围内的中心城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迁驻邯郸市,邯郸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是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著名的“邯郸战役”和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战备行动,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序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冀南及黄河以北较大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始终没有脱离邯郸境内,它经历了自邯郸而邺城,自邺城而大名,自大名而邯郸的环形发展过程。这样一个环形历史文化圈决不是历史的简单循环,而是冀南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正是邯郸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来 源：新邯山文化研究中心
编 辑：张禹 冀翔華鑫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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